资产负债表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如何解释日本经济问题的？

日本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泡沫”经济 金融危机 累积公债余款 复合萧条
教育投资论 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 市场经济 一揽子对策
简介：日本，是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一。二战结束后，经济崩溃，百业萧条。在美国的援助和扶持下，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积极学习引进欧美的科学技术，使日本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55年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至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前苏联跃居世界第二。80年代后期，日本发生极其严重的经济“泡沫”。进入90年代以来，“泡沫”经济破灭，金融危机严重，经济回升乏力，政局变动频繁，已失去了赶超美国和西欧势头。但其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二的地位仍未动摇，对世界经济的进展进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一篇 探索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之因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
二战中，日本遭到了惨败。战争使日本丧失了235万人口，战争中所侵占的朝鲜、南库页岛和我国台湾、东北等殖民地也随之丧失，本土大部分城市遭到毁灭性轰炸。此时日本经济已经崩溃，由于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量失业，特别是军需工业中至少有50％以上工人被解雇。同时复员军人和海外撤退人员蜂拥而入，战争结束时失业人数猛增到1300万。战争期间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发行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以来，累积公债余款已超过当年度的国民收入。战争结束，中央银行为了救急又大量发放贷款，使货币过量与物资奇缺之间的矛盾大大激化。当时日本学者形容日本前途是“迷雾茫茫、昏天暗地”。日本经济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然而，日本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仅花了10年时间，就得到了迅速恢复。到1955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都超过了二战前或恢复到战时的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分别恢复到二战前的90％和72%,国际收支出现了2.8亿多美元的顺差，外汇储备达9亿美元。同时，国内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财政金融形势也明显好转。
我认为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实行战略转移，采取了适应国情、国力的战略决策。二战后，吉田茂政府委托一批专家学者，对日本经济的出路进行研究。在《重建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立国的方针，并指出，只有确立走经济立国的道路，才能使日本经济得到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先后在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等基础工业和运输业（铁路、海运）进行恢复，并成立金融业对生产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使生产业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部门的迅速恢复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动力、原料和运输手段，从而又带动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恢复。根据日本缺乏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特点，大力引进技术水平高、能耗小的实用技术。
2、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改革。二战后，以联合国名义进驻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当局，为了“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把日本完全纳入到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同时，也由于当时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压力，推行了旨在消除支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基础的政策。
3、美国的援助。二战后，美国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武装力量，削弱垄断资本，推行了非军事化的民主化改革。不久，时局发生了变化，前苏联与美国对峙。于是美国改变了对日方针，将其纳入美国在远东的反共战略体系，从而放松对日本的限制，而改为扶植，希望日本成为抗击共产主义潮流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还通过“战领地区救济基金”和“战领地区经济恢复基金”进行援助。从1946－1951年以各种方式共援助21.8亿美元，占同期日本进口总额的40％以上。美国的援助以粮食形式支付，占出售所得款项的40％用于购买石油、化肥、棉花等急需的生产资料和加工出口的原料，这些对于缓解当时日本国内的粮食危机和发展经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4、朝鲜战争刺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顿时成为美国进行战争的军事基础和作战物资供应地。这种迅速膨胀的“特需”给日本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促进了出口贸易，使得各个工矿部门都活跃起来。
二、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1955年日本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但与欧美国家相比其经济实力相差甚远。其时，国民生产总值为2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6.7%，联邦德国的56％。人均国民收入为194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排名第34。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都相当落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0％，出口商品中，轻工业品占62％。整个科学技术水平比欧美要落后20年，而在1956年－1973年间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高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9%，翻了4番，增长了16倍。这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日本已于70年代中期实现了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企业管理也实现了专家化和科学化，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主要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进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
1、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措施。正是这种二战前没有得到切实发展且极不成熟的重工业在以后的20年得到充实和发展，才使得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大国。
重化工业一经进入正式发展阶段，很快就唤起了轻工业时期埋没的国民力量，而且发展到一定程度，能为国内各类产业提供各种最适用的价格较低的钢铁原料、机械设备等产品和各种化工产品，并使技术熟练进而独创。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的加强，突出表现在大力扶植重化工业、新兴产业和出口产业。在税收、贷款、产业政策上给予特殊优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还表现在，严格限制外国货物和外资进口。日本政府规定，除随先进技术进口的先进设备必需的原材料外，其他凡属整机和制成品的进口均在严格限制之列。日本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期定得相当长，只是在本国产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之后才逐渐向国外开放市场。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场仍然固若金汤，这是日本农业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培养国内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业方针后，为促进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引进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要想后来居上，必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拿过来，作为自己前进的起点。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极大地推进了重化工业，也使日本的其化产业和后来的半导体、通讯等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技术引进相配合，日本政府扩大教育投资，培养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就强调指出“振兴科学技术的根本，则是以科学技术教育为中心培养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资论“，把人看做资源，而教育则是经济发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开发和教育事业纳入经济计划。真可谓是90年代出现的“知识经济论”的先声。在搞教育的投资上，不断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
3、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积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日本固定资产投资从1778.4亿日元增加到25546亿日元，15年间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固定资产的投资绝大部分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学这4个部门。
日本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巨额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资率长期低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价值率和积累率。二是企业外部投资，如储蓄转化、私人直接投资、财政支持和外资注入等，这些来源都比较丰富。日本的个人储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间，个人储蓄率达12.8%（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则不到10％），形成相对丰富的银行可贷资金。日本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对私人投资所获的股息红利免税。日本的军费开支很少，每年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财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经济总量扩张之后，所占比例更显得相对减少。因而能够集中较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60年代政府投资一直占国内总投资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进外资269亿美元，直接贷款和外国股票占投资总额的89％。
4、独特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日本系统引进美国的先进管理经验，并与本国的传统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高效率的企业管理制度。这一科学的、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被并称为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日本独特的经营管理制度可概括为“三大神器”，即①终身雇佣制；②与学习相结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业内部工会组织。只要企业不倒闭，本企业职工就可以在本企业工作。而企业也关心职工的利益。职工工资可根据自己工龄逐年增加；企业不随意解雇员工等等，形成了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
5、二战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布局对日本极为有利。日本是自然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除了淡水之外几乎什么都缺乏。发展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二战后，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纷纷独立，各国大力开发并出口资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开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产油量为38亿桶，1970年达166.8亿桶。亚非拉及澳大利亚的铁矿、煤、铜矿等资源也被大量开采。二战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价格却大幅度上升。这不仅使日本廉价获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而且使它在进口贸易上赚取大量的“价格剪刀差”利润。仅以石油价格为例，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前，每桶石油价格只有2－3美元。中东战争之后每桶涨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进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经济受益匪浅。
第二篇 存在的问题
经过20世纪90年代这个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经济不仅未能走出长期萧条的阴影，反而呈现出每况愈下的迹象。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日本经济的萧条今后还将继续多久？有没有可能走出萧条？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说，关键在于探讨当今日本经济萧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评论家界屋太一认为，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是以下三个原因互相重叠作用的结果，其一是经济循环正处在下降阶段中，这是指日本经济每五六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其二是“资产负债表萧条”，这是指泡沫经济崩溃后，不良债权大量积存，一直未得到处理，巨额的不良债权拖了企业设备投资的后腿，并导致就业不稳定；其三是“文明萧条”，这是指日本在战后建成了一个适合于进行大规模批量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现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样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过渡，日本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型制度、组织和习惯已经无法与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张：“我们必须同时解决这个‘三种萧条’的问题。”然而，除了上述“三种萧条”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还存在另外两种萧条，其一是“人口结构萧条”，即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倾向；其二是“政治萧条”，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治日趋保守化。此外�日本经济还受到世界经济、特别是日本对之依赖很深的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
一、新一轮经济下降正在延续
战后日本经济时升时降，已经历13次循环。1998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并出现负增长。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出现主要由于国内原因而导致的负增长。到1999年4月日本经济才出现缓慢回升，进入战后第13次经济循环的上升期。进入2000年后，上半年经济状况相当不错，股价上升，以IT（信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设备投资增长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状态，由于补充预算产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较高水平。但是，占GDP约60％的个人消费连续3年负增长，至今继续疲软。这意味着日本经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其“体质”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经济形势又转向倒退。
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有较大依赖性，而美国经济从2000年3季度开始减速，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在贸易方面，对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国经济减速不仅影响到日本对美出口，而且影响到日本的整个出口（因为日本主要出口对象国经济对美依赖性也很强）。其结果，从1999年2季度以来连续5个季度保持增长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经转停，贸易盈余也趋向减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灭，对个人电脑等信息电子类产品的需求减少，这直接打击了在1999—2000年带动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集成电路等电子器件产业。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会导致日本经济下降0．8个百分点”这种估算，目前美国经济的减速对于经济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显而易见，日本经济从去年3季度开始，就进入经济循环的下降期，从而使日本经济在踏入新世纪之初，就碰上了一个十分晦暗的开端。2001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对新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途来说，的确是个不祥之兆，这是因为即便是90年代这样差的经济表现，也是以付出累计达100万亿日元财政刺激的代价才换来的（否则其经济表现可能更坏）；而当日本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债务增至666万亿日元即相当于GDP的大约130％时，日本几乎已没有继续依靠财政刺激经济的余地。因此，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前景确实是“见不到光明”。
二、“资产负债表萧条”
不良债权问题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金融机构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在经济长期萧条、地价不断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债权犹如割而又生的野草，总也未能连根铲除。据统计，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约43．4万亿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约2万亿日元；同时，可能转化为不良债权的“有问题债权”超过100万亿日元。
不良债权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银行借贷，银行的借贷又导致企业筹资发生困难，从而抑制企业的设备投资，影响经济景气的恢复。这意味着银行本应发挥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损害，致使社会的生产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动和有效的利用；同时国内外的投资家在股市上对银行的不信任感也将加深，使银行的经营更趋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萧条又在诱发新的不良债权产生，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经济越是萧条，还不起债的企业就越是增加；股价地价继续下降则导致作为担保的土地等资产日益贬值，于是，潜在不良债权不断增加并转化为现实不良债权，对不良债权的处理（即出售作为担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债）也因为土地等资产贬值而变得益发困难。
导致不良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的资本效率过低，不能还债。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对不良债权进行处理，就是首先将不良债权从资产负债表剥离出去，不再让面向将来的经济活动再同过去融资失败的结果混同，切断经济萧条诱发不良债权继续产生的恶性循环。
现在，小泉政权已要求主要银行将现有的不良债权在两年内、将新发生的不良债权在3年内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对不良债权进行最终处理的要求。显然，只有加快处理不良债权，减少不良债权，银行才容易向有成长前途的企业提供资金，积极培育新的产业领域，从而使整个日本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但是，处理不良债权也必将带来副作用，导致企业破产和失业的增加，甚至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危险。这就是说，处理不良债权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系统工程”，它既要促使银行恢复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业提高其资本效率，还要构筑“安全网”来应付处理过程中难免出现的诸如失业增加等各种问题。看来，日本要走出“资产负债萧条”的阴影，依然是任重道远。
三、“文明萧条”
在建设工业化文明方面，二战后的日本曾经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设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却明显落后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分别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据1999年统计数字）。这个“第2位与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反映了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体制上和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北欧乃至一些亚洲国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术，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这就是，日本缺乏一种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已有的适应工业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过“创造的破坏”来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所说：“首先需要认识IT的出现对于日本来说的确是不利的。至少从保存日本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电脑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可为各个分散的经济主体独立进行决策、相互进行信息交流提供极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个经济主体独立决策，而且彼此之间频繁交换信息”为基本特征的市场经济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过发展IT而获得经济的繁荣，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扩张即是一个例证。然而，日本的所谓“市场经济”却在很多方面并不贯彻市场原理，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因素，存在着很多与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着以“保护落后”为宗旨的各种过时管制。这种不贯彻市场原理的体制不仅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发展潮流之间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也与正在兴起的IT革命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成为束缚经济继续发展的枷锁。
目前，日本政府尽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国家战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决心要在IT领域“5年内赶超美国”；但是，这些战略或法案仍未能触及真正的体制要害，仍未能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国家。因此，日本能否适应信息化文明发展的要求，对其曾经适应工业化文明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实施动真格的改革和调整，是关系到日本能否在未来世界上维持其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地位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四、“人口结构萧条”
对日本经济和社会来说，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是个更本质的结构问题。然而，在日本政府的结构改革计划和政策中，却经常忽略这个触及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意识问题的改革课题。
人口结构老龄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日本的特点在于老龄化不仅速度很快，而且与“少子化”（婴儿出生率低）同时进行。目前日本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只有1．35个，这种少子化趋势仍在继续；而美国女性一生中生育孩子的平均数为2．019，几乎等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社会迅速走向少子老龄化相比，美国以其相对高的出生率和相对高的移民数，仍将保持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据推算，日本总人口将于2008年转为减少，至本世纪中期将比现在减少14％；而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现在已经在下降；0—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20—24岁的人口要少40％，这预示着再过20年日本教育体系将面临学生数量剧减的问题，届时年轻劳动力也将十分短缺。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05年超过20％，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的比例将迅速下降。
劳动力人口减少将可能导致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甚至下降。有专家预计，日本劳动人口年均减少大约0．5％，即使劳动生产率可期待上升1．5％，中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仅有1．0％。同时，随着企业所需的年轻雇员的资源趋于减少，管理将变得更加缺少创新精神和闯劲，无疑也不利于保持生产与技术革新的活力，进而削弱整个企业的竞争力。技能工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有用的传统技术失传。当然，少子老龄化不仅影响企业的活力，也会对保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产生消极影响。
少子老龄化又是导致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老年人比例上升，养老金、医疗费等社会保障支出正在迅速增加，而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支出中比重最大的一项。据估算，如果不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到2025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将高达31％，相当于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的两倍。显然，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改革养老金制度还是医疗费制度，都是触及到广大国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并且从根本上说不得不依靠增加税收等来解决，这又会引起国民对少子老龄化将导致今后负担加重的担心，这种担心已经对当前的民间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和商品在世界各国可以越来越自由地跨国移动，但各国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却实施着种种限制，这种互相矛盾的政策恰恰在最需要依靠外国移民来解决其年轻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日本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个近乎单民族国家的日本，其在人口方面的“开放度”远远低于美欧，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的意识也十分保守（在一定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也有关系）。目前，日本总人口中外国人所占比例只有约1％，而德国和法国分别为9％和7％，至于美国，其90年代接纳的新移民占发达国家接纳新移民总数的将近一半。美欧的经验表明，外来移民不仅可在供给方面作贡献，而且也会产生新的需要，同时又有利于人口的年轻化（移民的出生率往往较高），移民所带来的不同文化还是增加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在日本有关移民问题不仅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而且持保守意见的占上风，因此很难寄希望于从国外大量引进劳动力和人才。
现在日本人较多谈论的是如何通过吸收高龄者和女性加入劳动者队伍，来解决其总体上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但这种方法的效果将是有限的，特别是年轻人的活力终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资源”。也有人提出应当把迅速提高出生率作为紧急课题，然而，在青年男女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很高水平的日本社会，为鼓励女性多生孩子而采取“物质刺激”的办法未必是十分有效的。
综上所述，日本经济的萧条是多种因素重叠的“复合萧条”。因此，仅仅依靠单项的、局部的政策是不可能克服这种萧条的；日本的反萧条政策必须是既包括景气对策又包括改革对策，既包括经济对策又包括政治对策，既包括对内政策又包括对外政策的“一揽子对策”。而制定并实施这种“一揽子对策”的政治力量，将可能需要经过一个曲折的政治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才能形成。

辜朝明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简介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 C.Koo）在《大衰退：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幸存和发展》、《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等书中，系统阐述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来解释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经济衰退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大萧条。辜朝明曾任职于纽联储，是日本资本和金融市场人士最为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从微观角度对经济衰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释视角，对于理解经济波动具有一定助益，有助于理解 日本当下的  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等问题 。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经济在经历一段时期的乐观向好之后，在某些领域（房地产、股票）可能出现非理性的资产泡沫，为了抑制泡沫的无限膨胀，政府当局会采取措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刺破泡沫。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持有泡沫资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严重冲击，资产端大幅缩水，而负债却并没有显著变化，导致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现象。从技术上来讲，企业已经破产（这种破产和企业经营不善的破产不同，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情况下，企业经营正常，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并没有出现太大变化）。企业为了弥补资产负债表的创伤，会抑制自己的借贷行为，反而转为积极偿还债务，力求负债最小化，即使资金成本（利率）已经很低，企业也不会主动去借贷。 经济出现了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 此时，若政府继续追求预算平衡， 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会使总需求萎缩，致使经济深陷衰退泥潭不能自拔。
需要注意两点：
一：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的重要原因，存在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破裂，引发持有泡沫资产的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现象。
二：在间接融资比例较高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现象。
资金供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只要资金成本足够低，企业认为有利可图，就会从银行机构借用资金进行投资，扩大再生产。所以，当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是一个重要刺激工具。但辜氏认为不是这样的，当资产泡沫破裂引起经济衰退时，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当资产泡沫破灭之后，资产负债表受到重创，企业的经营目标发生了变化，为了掩盖资产负债表的创伤，避免引起市场对企业丧失信心，企业会极力偿还债务，即使此时的资金成本很低，企业也不会扩大自己的债务规模。从传统经济学来看，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之后，利率降低，投资会相应的提高。这里只考虑了货币供给，而货币需求是被动的。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并不会自动借贷低成本的货币。也就是说，你可以将马儿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喝水。
问题出现在资金的需求方。不能否认，辜氏长期工作于业界，亲身经历了日本经济衰退的过程，并积极参与了各项经济政策的讨论，对真实世界经济运行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与企业的接触中，辜氏发现，在资产泡沫破裂之后，资产负债表受到创伤的企业会避免进行新的借贷，即使货币之水就在面前，企业也不会主动去喝。从单个企业来说，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选择偿还债务是理性的选择；但从经济总体来看，当所有企业都这么做时，就出现了合成谬误，经济就会出现衰退。
积极财政政策是解决问题之道。 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已然失效，为挽救经济于衰退，必然要诉诸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企业积极偿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负起责任，承担支撑经济的重担。为了避免货币供应量萎缩和货币乘数降低，政府应该主动借贷，填补企业遗落的资金需求，并通过借贷资金进行消费，以弥补企业偿债所导致的需求降低。
阴阳经济周期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逻辑轨迹。进一步，根据企业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目标的差异，辜氏提出了经济阴阳周期循环。
在阴周期和阳周期中，有两个重要差别：
一：企业的经营目标不同，在阳周期中，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阴周期中，则选择负债最小化；
二：在不同周期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阴周期，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失效，财政政策有效，在阳周期中，财政政策具有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应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工具。
在阴周期中，辜氏没有特别强调债务偿还导致需求萎缩所引起通货紧缩的危害性和可能性。实际上，如果由于需求萎缩和货币供应量下降引起通货紧缩，将会是一个更令人头痛的问题。轻微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成为经济的润滑剂，但通货紧缩只会导致持币观望，推迟需求，造成紧缩螺旋，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事件。90 年代之前，日本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典范，关于日本经济发展的书籍随处可见，骤然跌入衰退的泥潭，对其原因的探究是一项令人着魔的智慧挑战。大萧条是人类社会的灾难，在美国，失业率一度达到了 25%，在德国，大萧条促使希特勒上台执政，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了探求大萧条的产生原因，凯恩斯写就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研究正式拉开帷幕。
对于日本经济衰退和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的解释既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现实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关于日本经济衰退和大萧条的研究不会有终点，辜氏的理论也只是这个研究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不可否认，辜氏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类是能以史为鉴的，对于日本经济衰退和大萧条的解释，影响着目前危机之中的决策者采取何种政策来拯救经济。
经济是一个系统，当经济陷入衰退时，可能并不只是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很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所以在解析经济衰退时，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得出了不同结论和政策建议。例如，关于大萧条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视角不同，结论和政策建议也千差万别。凯恩斯 ( Keynes ) 从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对大萧条进行了解释，其建议是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的需求；弗里德曼 ( Friedman ) 则认为美联储的保守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不足，加深了大萧条的严重程度，若美联储采取积极货币政策，大萧条不会如此严重；艾森格林（Eichengreen）从当时的金本位制度对大萧条进行了解读，认为金本位为经济加了一个黄色的羁绊，影响了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纵然如此，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的爆发，必定存在主要原因和导火索，辜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是否是日本衰退和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尚不能盖棺定论，还有待检验。

资产负债表日本国货币与外币之间的比率是

资产负债表日本国货币与外币之间的比率，通常指的是企业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以本国货币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与以外币计量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比例。这个比率反映了企业在不同货币单位下的财务状况，对于评估企业的外汇风险和资金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在详细解释之前，需要明确，资产负债表中的本国货币和外币比率并非一个固定的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这个比率受到企业国际化程度、外汇交易策略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以一家跨国企业为例，如果它在多个国家有业务运营，那么其资产负债表中可能同时包含以本国货币和外币计价的资产与负债。比如，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其资产负债表就可能包含美元、欧元和亚洲当地货币计价的资产与负债。这些外币资产和负债的变动，不仅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还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当本国货币与外币之间的比率发生变化时，可能意味着企业的外汇风险敞口在增大或减小。例如，如果一家企业持有大量外币负债，而本国货币相对于这些外币升值，那么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偿债成本。因此，企业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比率，并采取相应的对冲策略来管理外汇风险。同时，投资者和分析师也会通过这个比率来评估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外汇风险管理能力。
总的来说，资产负债表日本国货币与外币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指标，它反映了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务状况和外汇风险情况。企业需要定期监控并调整这一比率，以确保财务的稳健和风险的可控。

日本的三大过剩是劳动力，设备，债务吗

日本经济不能够简单用过剩来概括的：
复苏缓慢且脆弱
内需疲软，财政恶化，影响市场信心
张季风：当下日本经济明暗相间，虽有所恢复，但仍处于低迷徘徊状态。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来看，2015年仅为0.4%。2015财年（2015年4月—2016年3月）有可能实现1.0%左右的正增长，但低于日本政府1.2%的预期，也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5年日本经济微弱的复苏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中国爆买”，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达1.4万亿日元（约合800亿元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近0.3个百分点。
2015年日本经济基本面没有大变化。第一，由于日元汇率走低，出口顺畅，企业利润持续保持上升态势，但中小企业并未摆脱困境。第二，2015年全年日经平均股指保持在1.9万点以上，这是近15年来少有的高位。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央行购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拉高大盘，大量社保基金入市推高股价，其潜在风险很大。第三，就业状况良好，失业率在3.4%左右，但临时工的比重增加。第四，企业员工工资有所增加，但增幅小于上年，中小企业工资上涨幅度更小。第五，税收有所增加，连续3年保持税收大于新增国债发行额，但财政状况恶化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总体来看，大企业利润上升和资产价格上涨并没有惠及广大百姓，反而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既有有效需求不足，也有供给侧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从长远看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通缩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搅在一起，形势越来越复杂。
张玉来：日本经济处于缓慢复苏但又依然脆弱的状态。最大的问题是占GDP六成的内需依然疲弱。
日本经济基本面与经济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劳动力供给状况改善；二是企业盈利能力提高，上市企业收益与企业国内存款均创新高，分别突破30万亿和200万亿日元，破产率降至历史最低；三是政府税收大幅改善，国家税收已突破56万亿日元，2016年度预计将超过100万亿日元；四是经济结构与产业转型启动，服务贸易成长为新的支柱，企业加速战略转型，2015年日企海外并购规模突破10万亿日元。
困扰日本经济的核心是财政问题，以及老龄少子化应对措施不力。日本主权债务状况继续恶化，2015年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高达246%，位列七国集团之首。但在其基本经济改革思路中，并未确立起从财政重建角度来制定老龄少子化的应对措施。这一沉疴将是市场信心难以重建的关键所在。
长谷川克之：日本经济现在处于上升途中的平台阶段。如果今后海外经济复苏能够持续，企业设备投资意愿继续好转，日本经济有望缓慢复苏。日本2016年实际GDP增长率预期在1%左右。美联储10年来首次加息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不安。日本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中国及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导致日本经济增长放缓。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正在加大。
菊地朋生：日本经济面临两大基本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及人口数量逐渐减少，二是日益增长的政府债务。两者之间很明显是相互联系的。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是政府债务上升的原因之一，都导致了内需减少，因此日本公司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运营机构和工厂移向海外，这让日本企业的海外收益和并购交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纪录，然而这并不益于刺激日本国内投资。
塔米姆·巴尤米：日本经济形势比较脆弱，通货膨胀率虽然还是正数，但正向零增长后退。日本最大的问题是要推动经济产出和通货膨胀持续增长，打破“增长几个季度就来一次衰退”的模式。如果整体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增长，巨大的政府债务和持续的财政赤字很难得以解决。
央行小马拉大车
“安倍经济学”未撬动结构改革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首先，日本经济未摆脱低迷，两年内2%的通胀率没有实现。“安倍经济学”实施3年多以来，扣除提高消费税率影响的核心CPI从未超过1.5%。2013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4%，2014年为0，2015年为0.4%，那么3年平均也仅为0.6%，而前20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9%。相关调查表明，70%以上的国民没有感受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
第二，“安倍经济学”提出的长期目标几乎都不能实现。第一个目标是“未来10年实现年均名义经济增长率3%、实际经济增长率2%”，而过去20年上述两个数字分别只有-0.1%和0.9%。第二个长期目标“2015年国家与地方基础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与2010年相比减半，到2020年实现盈余”。据日本财务省测算，即使实现年均2%的增长目标，到2020年日本仍将有1.6%的财政赤字。“安倍经济学”还确定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外国直接投资额翻番等20多项具体指标，但如果无法实现年均2%的增长，这些都是镜花水月。
第三，2015年9月，安倍抛出了“实现名义GDP600万亿日元”“出生率达到1.8”和“实现看护离职率为零”的所谓“新三支箭”。然而，“新三支箭”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四，2016年1月底，日本央行又出台史无前例的“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这恰恰宣告了“安倍经济学”的破产。但如果想要改变统计基准，做数字游戏就另当别论了。
张玉来：“安倍经济学”不改变“央行独舞”的状态将难以成功。以“通货再胀”理论为基础所设计的“安倍经济学”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理应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增长战略等“三驾马车”的改革框架，在结构改革裹足不前的状态下，却逐渐演变成了“货币政策独行”的小马拉大车。
安倍内阁经济增长战略乏善可陈。截至2015年4月，日本央行向市场投放的基础货币量已经突破300万亿日元，其持有的日本国债已经占到发行额的1/3，预计到2017年底将达到极限状态。从央行国债持有占GDP之比来看，日本已达60%，远远高于欧美央行的20%。政策手段枯竭是日本央行日前导入负利率的真正背景。
肖敏捷：“安倍经济学”实施至今，日本经济基本面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老龄少子化、生产供过于求、经济靠外需刺激等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安倍经济学”改变了1997年桥本内阁提高消费税以来的社会“通缩预期”。企业设备投资、个人消费和劳动就业数据都出现了向好趋势。这种趋势如果能持续三五年，日本很有可能实现“2020年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
塔米姆·巴尤米：“安倍经济学”没能推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世界经济的现况。“安倍经济学”使得货币政策有力扩大，但财政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结构性改革需做更多工作。
菊地朋生：股票价格上涨及日元贬值是“安倍经济学”产生的显而易见的效应。但2%的通胀目标和实际GDP增长2%的目标远还没有实现。
量宽不是万灵药
工资持续下降抑制消费欲望
张季风：日本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力度越来越大，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安倍及其智囊对通缩成因出现明显误判。
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增加市场流动性，但实际上，影响物价的真正因素是工资水平低下。“安倍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通过提高通胀率去刺激民众的消费欲望和行动。这种做法本末倒置，收入不增加，即使有购物欲望也是枉然。通缩的原因来自工资减少，而不是所谓通胀预期，更不是流动性减少。自1995年以来，日本的工资一直处于慢性下降状态，而美欧则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就是近十几年来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和欧洲多国没有发生通缩的原因所在。
在新兴经济体崛起、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企业都本能地削减人工费等经营成本。日本的通缩问题主要体现在员工收入低导致的私人消费疲软上。私人消费约占日本GDP的六成，提高收入就要扩大就业。日本目前就业确实有所扩大，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但是增加的主要是临时工。临时工的工资仅为正式工的60%左右，所以社会总体收入并未提高。
日本央行近日出台的“负利率政策”，目的是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然而，日本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近年来企业利润大增，留存不断扩大，企业并不缺钱。“负利率政策”副作用显而易见。负利率使银行业遭殃，还可能波及一般储户的利益，最近日本银行板块股票下跌就证明了这一点。“负利率政策”会使日元继续贬值，这样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以竞争性贬值为特征的国际金融战。
若国际经济形势不发生大的变化，估计2016年日本经济将略好于2015年，由于2017年4月日本将把消费税率从8%提高到10%，因此2017年可能再次跌入负增长。受东京奥运会的利好影响，再加上TPP的刺激，到2018年和2019年经济可能稍微好转，但2020年或2021年又将出现“后奥运萧条”。考虑到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是0.5%左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深化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能达到1%左右就不错了。
张玉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用20多年时间才消解了“债务”“设备”和“雇佣”三大过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与IT革命浪潮中，德国和美国企业成为执世界之牛耳者，积极融入全球化的中韩以及东盟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我陶醉的日本企业则步入“孤岛化”误区，其产品技术一度出现与国际标准严重脱钩现象，其全要素生产率落后于美德英法。只有通过结构改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推进技术创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才能促使日本摆脱长期通缩。
菊地朋生：为了实现通胀目标，日本必须扩大内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提高工资水平、解决收入不平等现状，并改变劳动力市场倾向于男性和年长工作者的惯例。
长谷川克之：与3年前相比，日元汇率过高的问题得到修正，股市也大幅上升。因此，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是适当的。但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还需要财政政策、结构改革等共同推进。日本的通胀率在“泡沫时代”都没有超过2%，即使从中长期看，这个目标也有些高了。不过，日本工资已经摆脱20年不涨的局面。随着日本经济的缓慢恢复，通胀率也会缓慢上升。如果通胀率能够持续超过1%，就可以认为走出了通缩，这恐怕至少要在三四年以后。
肖敏捷：2%的通胀目标“生不逢时”，赶上了原油价格大跌。不过，日本个人消费市场价格上涨迹象十分明显。因此，能否实现2%对日本央行来说可能只是“面子”问题。
塔米姆·巴尤米：人们再次对经济长期增长看好，可能会促使通货膨胀上升。但这要求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采取大胆措施解决巨大的政府赤字和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日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问题，但目前世界经济形势不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
缘何走不出通缩
人口结构特点使问题复杂化
张季风：通缩的危害在于，加重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直接影响到生产扩大。再者，在通缩的状态下，消费者通缩预期增强，捂紧钱袋观望，不肯积极消费，其结果是导致螺旋式通缩的恶性循环。
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实践中，治理通胀的手段和经验颇多，但摆脱通缩的手段却很少，经验也不足。逃离通缩要比治理通胀难得多。尽管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型的新常态，但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要远远大于日本。政策工具也有很多，陷入长期通缩的危险并不大。从日本的经验教训来看，通缩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在一起，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令人担忧，迅速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尤为重要。
张玉来：日本经济长期通缩是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其中既有供给、也有需求的问题，也是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博弈的问题。通缩也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风险，日本“双宽松”政策及其政策组合具有参考性，但日本模式是否有效值得研究。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迄今为止的日本经济改革过程中，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谷川克之：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停滞一直在日本延续，人们将这样的年月称之为“失去的20年”。日本陷入“失去的20年”有几个原因：银行不良债权处理迟缓、企业和产业重组缓慢、日元汇率长期过高。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促进产业重组对摆脱通缩十分重要。日元汇率过高是摆脱通缩的重要障碍。外汇市场很难控制，因此通过货币宽松避免日元汇率过高非常重要。随着美联储加息，美元倾向于升值。与美元联动的人民币当前要避免汇率过高。当然，从经济稳定考虑，也要避免人民币过度贬值。
肖敏捷：日本是世界上陷入通缩时间最长的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经济泡沫后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改革”。对“僵尸企业”和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非常彻底，很有借鉴意义。日本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十分坚挺，金融体系不存在系统性风险。虽然日本的银行和企业经常被批评过于保守，但这种谨慎对经济稳定并非全无益处。
塔米姆·巴尤米：如此长期的通货紧缩至今在其他国家还未出现过，部分反映了日本的人口结构特点。中国是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日本则是停滞发展的经济体，但都应确保各自的经济政策能够灵活应对世界经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