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林毅夫称「中国仍有优势，经济增长 5% 以上完全有可能」，如何解读？还有哪些增长潜力可以挖掘？

经济学家林毅夫称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你信吗?

我相信林毅夫经济学家关于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预测。以下是几点分析：
当前经济数据与门槛对比：根据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I需达到13205美元。而中国2023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27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当接近，这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了跨越这一门槛的潜力。
经济增长趋势：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增长，虽然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但整体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只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实现人均GNI的显著提升。
政策因素：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从而为实现高收入国家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客观理性态度：面对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我们应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虽然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但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创新驱动，优化经济结构，就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综上所述，基于当前的经济数据、经济增长趋势、政策因素以及客观理性的态度，我相信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林毅夫先生，廉颇老矣！

林毅夫教授作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其学术地位与贡献不容否定，但近期部分演讲内容因片面强调成绩、回避现实问题而引发争议。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片面强调成绩”的争议点
人均GDP表述问题：林毅夫提及中国人均GDP达12500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但未对比全球人均12700美元的水平，也未说明中国仍未达到世界平均。这种表述可能误导听众对“高收入”标准的理解，忽略了中国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
GDP增速与基数问题：林毅夫强调中国改革开放后曾有十年GDP增速超10%，但未提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高速增长后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均GDP超3万美元，新加坡达8.4万美元），而中国因基数低，人均绝对值仍较低。这种对比可能弱化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挑战。
区域比较的逻辑问题：林毅夫以沪、苏、浙、闽等沿海五省市人均收入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暗示部分地区已达美国发达程度。但这种比较忽略了全国总量固定下，发达地区人均越高、中西部落后地区人均越低的事实，可能掩盖贫富差距问题。
二、关于“预测与现实偏差”的争议点经济增长预测失误：林毅夫曾预测中国经济将以8%左右速度增长二三十年，但近两三年实际增速低于此预期。这一偏差引发对其预测模型或依据的质疑，也反映出经济预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三、关于“方法论与责任”的争议点
回避问题与不足：批评者认为，林毅夫在演讲中未全面分析中国经济的短板（如人均绝对值低、贫富差距、中西部发展滞后等），也未提出具体解决建议。这种“只讲成绩、回避问题”的倾向，可能削弱其作为经济学家的政策参考价值。
学术责任与公众期待：作为顶级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言论具有广泛影响力。批评者认为，在国家经济增长面临困难时，他应更客观地分析优势与短板，而非仅陶醉于过去业绩。这种期待反映了公众对经济学家“实事求是、服务决策”角色的认知。
四、需理性看待的几点
学术贡献与演讲风格的分离：林毅夫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如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与其演讲中的表述方式应分开评价。演讲内容可能受场合、受众或表达习惯影响，未必完全代表其学术观点。
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经济的分析需兼顾总量与结构、历史与现状、区域与全局。单一维度的比较（如人均GDP、增速）可能忽略深层矛盾，而全面客观的分析需要更复杂的数据和逻辑支撑。
预测的局限性：经济预测受国际环境、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期预测的准确性本就较低。对预测失误的批评应基于方法论，而非结果本身。
五、延伸信息补充
亚洲“四小龙”：指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20世纪60-90年代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经济腾飞，人均GDP先后突破3万美元。
GDP计算方式：购买力平价（PPP）与汇率换算是两种常用方法。中国按PPP计算的GDP已超美国，但按汇率换算（2024年一季度约美国的60%）更能反映国际支付能力和全球市场地位。
2024年一季度GDP数据：中国GDP约4.17万亿美元（汇率换算），美国约6.93万亿美元，中国占比约60%。这一差距反映了汇率波动、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总结：林毅夫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但其近期演讲中片面强调成绩、回避问题的倾向引发争议。作为经济学家，更需在分析中兼顾全面性与客观性，为国家决策和公众认知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林毅夫：走中国这样的正路，非洲也能崛起

林毅夫认为，非洲国家若采取正确的发展战略，抓住全球轻型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机遇，完全有可能复制东亚等地区的成功路径，实现经济崛起。
一、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是低收入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全球工业化浪潮的共性规律：自工业革命以来，轻型制造业始终是驱动国民收入跃升的核心引擎。英国从纺织业开启经济转型，比利时、法国、瑞典等欧洲国家紧随其后；美国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城市也曾是纺织品、服装和鞋类生产中心。这些案例证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崛起是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经之路。东亚模式的可复制性：日本战后通过纺织、简单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经济，随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经济体效仿其路径，完成工业化积累。中国作为最新案例，凭借三十余年高速增长跻身全球最大经济体，如今正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收入国家转移。这一“雁阵模式”表明，工业化机遇具有传递性，非洲国家有望成为下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者。

二、非洲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在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显著：非洲农业劳动力过剩，工业岗位稀缺，导致工资水平极低。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能吸引孟加拉国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的企业投资。低成本优势为非洲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提供了核心竞争力。政策驱动下的早期成功案例：埃塞俄比亚通过建设工业园、吸引外资企业（如中国华建国际）设厂，快速提升出口能力。华建国际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从2012年的600名工人扩张至3500人，年产量超200万双鞋，直接推动该国皮鞋出口翻倍。政府主导的工业园模式有效整合了资源，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国际资本的积极布局：埃塞俄比亚工业园的成功吸引土耳其、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企业涌入，世界银行提供2.5亿美元支持基础设施扩建。这种“以点带面”的效应表明，非洲的工业化潜力正被全球资本认可。三、非洲需聚焦出口导向战略，避免资源分散地区一体化并非当前优先事项：非洲占全球GDP仅1.9%，远低于美国（21%）和欧洲（23%）。发展中国家应将有限资源投入效率最高的领域，而非过早追求55个非洲国家的市场整合。例如，埃塞俄比亚应优先建设工业园及连接港口的公路，而非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谨慎选择增长领域：非洲需集中资源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非盲目追赶高端制造业。毛里求斯20世纪70年代通过建设工业园发展纺织品出口，如今70%以上工业公司为本国所有，证明了“出口导向-技术积累-产业升级”路径的可行性。四、人才培育与本土资本积累是长期崛起的关键劳动力技能升级循环：外资企业入驻不仅创造就业，更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培养本地人才。工人从生产线操作员晋升为管理者，熟悉国际合同签订与质量管理，最终部分人将筹集资本创业，形成非洲本土的出口企业。这一过程与东亚经济体的崛起轨迹高度相似。本土资本的孵化机制：毛里求斯的案例显示，政府通过工业园吸引外资后，本土企业逐步接管产业链。非洲国家需制定政策鼓励技术转让与本土创业，例如提供税收优惠、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等。本土资本的壮大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保障。五、林毅夫的愿景：非洲崛起并非遥不可及个人经历的启示：林毅夫出生时中国台湾比非洲更贫困，1979年中国大陆人均收入不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三分之一，而如今两者均已跻身中高收入行列。这些转型发生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证明经济崛起可以快速实现。对非洲的期待：若非洲国家坚持已被验证的工业化路径，埃塞俄比亚等国有望在林毅夫有生之年完成经济转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政策正确性，更需政府、企业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

结论非洲的崛起并非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基于历史规律、现实优势与可行战略的必然选择。通过复制东亚“出口导向-工业化-技术升级”的模式，聚焦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本土人才与资本，非洲完全有可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占据一席之地。林毅夫的论断不仅是对非洲潜力的认可，更是对发展经济学“后发优势”理论的实践呼吁。

专访林毅夫：疫情及单边主义双压力下 中国经济发展如何破局

专访林毅夫：疫情及单边主义双压力下，中国经济发展将保持韧性并寻求新机遇
在疫情及单边主义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表达了乐观态度，并指出了破局之道。
一、中国经济V型反弹：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林毅夫指出，中国经济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迅速采取必要的防控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为第二季度的V型反弹创造了基础。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和家庭恢复生产，保持消费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这一成绩得来不易，非常令人振奋。林毅夫认为，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状况下，中国的V型反弹是不确定性当中的确定性，展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二、中长期经济发展展望：保持复苏势头，实现稳定增长
对于中长期经济发展，林毅夫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复苏势头。他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明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达到8%，他认为这一预测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将取决于国际经济复苏情况和国内改革进展。在正常状况下，中国具有8%的增长潜力，维持6%左右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三、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保持经济复苏的关键
面对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林毅夫强调了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过去常说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实际上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小比例，国内市场才是主体。在当前疫情冲击和中美摩擦的背景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因此，国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这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信心，保持经济复苏势头。
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难点与应对
林毅夫认为，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难点在于提高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越高，经济体量越大，国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要提高收入水平，需要利用发展空间继续发展，并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完善金融体系、消除户籍制度障碍、促进劳动力流动、落实土地政策等，以提高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五、应对单边主义：保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针对一些国家在疫情中抬头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林毅夫强调了中国应做好自己的工作，继续发展，扩大市场。他指出，外国要想发展好经济，就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只要经济保持高质量的发展，其他国家为了自身发展就会与中国搞好关系。因此，中国要深入改革、扩大开放，以应对外部压力和挑战。
综上所述，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在疫情及单边主义双重压力下仍将保持韧性并寻求新机遇。通过加强国内大循环、提高收入水平、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等措施，中国经济有望实现稳定增长并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怎样应对当前经济增速下滑 林毅夫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时间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的。
最明显的理由是：我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我们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我们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韩国的表现情形跟我们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我们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我们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我们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某些共同的外因。只要我们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50%。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已经普遍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跟上，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我们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我们慢，所以下滑得比我们多。
我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我们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还要根据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为什么其他专家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和评价比我给出的要低了不少。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我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会下降，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我国也不会例外。
我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我们的潜力已经用了35年，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的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我认为有一个不是很准确但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我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我们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与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大得多，这就代表我们的后发优势也大得多。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的增长目标。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和外需，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增长得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我们出口的增长。因此，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我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我们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我们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我们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我们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我们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同时，我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
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我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投资资源充足是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我不太赞成。我认为，我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提出在明年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之所以这么定，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相对而言又比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总理提到，我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更要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现在就业率看起来还可以，但是要考虑到一点：一般企业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放缓，盈利状况比较差，但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也不会随意解雇工人。但如果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会突然破产，失业率一下就会快速增长起来。所以，把增长目标定在7%以上，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由于企业大部分投资依靠银行贷款，所以除了可能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以外，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大量增加。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增长的目标订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我们的环境有改善的空间，但环境问题主要与我们正处于发展阶段有关。目前我们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们大概也不能跳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如果再加上环境执法到位，环境问题可以得到部分缓解。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为了保护补贴那些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的做法。
这些做法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这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企业，现在还包括不少民营企业。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较好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让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当前存在的问题固然很多，但是以我参加中国改革讨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每一年都是如此。过去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不过，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我们也没有哪一年觉得轻松过。其实，每一年都很不容易，旧的难题解决了，又总会有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我们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面对，要了解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同时还要挖掘有利的条件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又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陷入与苏联东欧相似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出于国防安全考虑，又不能没有那些大型企业。
为什么今天的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因为它有那些国防产业。在过去那些国防产业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根据各种经验研究发现，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但效率实际上更差。
我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所以，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往上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林毅夫）